新聞中心
行業新聞
中科宇杰來扒一扒囯外碳市場研究的特殊方法
在國外的研究中，應用于碳市場交易的模型主要有三大類，分別為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等傳統經濟模型、能源系統模型(Energy system models)和將兩者結合起來的綜合能源經濟模型(Integrated energy economic models)等。研究的問題集中在碳市場交易對經濟系統、收入分布、競爭、環境的影響評估、碳權的分配方式以及碳市場的交易規則與機制等方面。
Jensen (2000)利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碳排放權的分配，研究表明，利用排放權的盈利來降低現行稅，會最大限度地降低福利成本，但是也會減少能源密集部門的就業機會以及降低大量的成本;一次性的排放權分配會減少所有者的損失，但是不會減緩經濟上的調整;根據市場份額分配排放權會減少部門調整程度，導致高的福利成本。
Edwards & Hutton (2001)利用CGE模型對英國二氧化碳排放權的分配方式進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如果排放權拍賣的盈利以產值津貼或減免雇傭稅的方式進行再分配，將有可能產生“雙重紅利”。 Ellerman A.D.etal. (2004)、Zhang (2004)等學者分別利用CGE、POLES、EPPA等模型，分析研究了幾種不同的交易體系情景，對每個情景的邊際減排成本進行分析，并對交易后產生的影響進行評估。通過模型分析不存在交易體系、附件I國家存在交易體系、全球存在交易體系下的邊際減排成本、交易量及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結果表明，存在交易體系的減排成本低于不存在交易體系的減排成本;從交易體系中獲利的潛力是巨大的，對交易的限制條件越少，獲利越大，而且獲利不是均勻分布的;全球交易體系的減排成本低于其他減排體系。
德國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的Marian Leimbach (2003)利用ICLIPS (Integrated Assessment of Climate Protection Strategies)模型進行排放權分配研究，在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假設條件下，給出了直觀的經濟影響評估，認為在國際碳交易中，中國將成為排放權市場的有力競爭者，并且對排放許可的需求量巨大。
這些模型各有優勢，但都不全面，所以不少學者都對單一模型進行改進或將多個模型進行綜合運用分析。 Mustafa (2003)在綜合能源一經濟模型GTAP-E數據庫的基礎上結合動態回歸的、多區域一般均衡模型 EPPA (Bmissions Prediction and Policy Analysis)，改 進為EPP-GTAP模型進行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目前的 能源結構使中國面臨負面影響，同時由于目前中國溫室 氣體排放量占到發展中國家的50 %,因此中國應大力倡導清潔發展機制，充分利用發達國家的資金與技術，改進能源結構。Tobias et al. (2006)利用全球能源一經濟模型GET-R10進行C02排放許可分配研究，研究表明中國由于高速的經濟增長，比印度和非洲更高的人均 C02排放量以及比拉丁美洲更高的削減成本，因而造成 國際C02排放許可分配幾乎無法給中國帶來經濟利益。
部分學者對不同模型的分析結采進行了比較研究。OECD (1999)運用國際上比較成熟的計算排放權交易的10多個數量模型，計算了有無排放權交易條件下的邊際減排成本，結果如表3.2所示。
表3.2 2010年的邊際減棑成本(美元/噸碳，1995年價格)
資枓來擬：OECD. Action Against Climate : the Kyoto Protocol and Beyond. 1999, 42。
Richard Baron (2001)根據八個模型的結果探討了國際碳交易的許可證分配、交易規則與機制，同時對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碳交易三種可能的方式作出了評價。 Springer (2003)總結了25個不同模型的分析結果，就 全球交易情景來說，交易價格介于1—22美元/噸二氧 化碳(2000年US$)之間，二氧化碳交易量在1214百萬-3428百萬噸，二氧化碳交易額為1214-27424美元：對 附件I國家的交易情景，交易價格3 -74美元/噸二氧 化碳，二氧化碳交易量為950百萬-2592百萬噸，二氧 化碳交易額為2850—76254美元，從中我們看出附件I 國家交易情景下，交易價格較高，二氧化碳交易量較少，平均交易額是全球交易情景的兩倍。他認為模型結果相差很大的主要原因是模型的未來人口、GDP、技術政策 以及供給和需求彈性是不確定的;并且這些模型既包括自下而上(bottom-up)模型，也包括由上到下(top- down)模型，這兩類模型關于技術和宏觀經濟變量有很大的差別。
摘自：我國節能以低碳的交易市場機制研究
作者：劉婧